【疫情下的社會國與社會法】
2019年12月31日凌晨，衛福部疾管署副署長於社群網路上注意到中國武漢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於人與人之間傳播、導致多名病患住院的消息，判斷當地極可能發生不明疫情，主管機關隨即於當日對於武漢飛來航班採取登機檢疫措施，接著於2020年農曆年前中國大規模爆發疫情，新冠肺炎病毒也隨即擴散於世界各地。台灣因及早採取防疫應變措施，使疫情得以控制，雖因檢疫與隔離措施使得跨境移動變得困難，但2020年並未實施所謂封城措施，2021年三級警戒亦僅維持三個月左右，對於人民生活限制程度遠較美國或歐洲國家輕微。及至2022年上半年，防疫政策開始走向與病毒共存，在疫情高峰期人們採取自主防疫，部分行業仍因此受到影響。
無論是強制性或自主性防疫措施，對經濟活動、民生消費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尤其部分產業如航空運輸、旅遊觀光等影響更為明顯，進而導致大量受僱員工被解僱或被迫放無薪假，企業、自營作業者之營業也同樣受到衝擊，難以維持。而受感染之病患及其接觸者均須接受隔離治療或檢疫措施，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影響其工作與日常生活。世界各國於疫情蔓延以來，除了採取宵禁、停止營業、禁止群聚等防疫措施外，更同時於勞動、社會與經濟政策方面多管齊下，協助受疫情影響的民眾與企業度過難關，例如就業安定措施、隔離與防疫津貼、擴張社會救助範圍、發行振興券等措施。
究竟在疫情之下，對於生存基礎受威脅的人民而言，社會國原則提出何種誡命？面對多變疫情，人民生存基礎受到威脅，法治國原則是否因此退縮？自2020年以來，我國究竟採取哪些社會安全措施，其與勞動市場措施、經濟促進措施之間的關聯性為何？這些措施又如何定性？對社會法體系而言，防疫期間所提供之各種津貼、補助是否僅是暫時性措施，是否提供進一步制度改革之省思？本學期將以此為題進行研討。